近日，围绕刑事辩护实践、律师履职价值与法治营商环境等话题，笔者专访了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王丽。作为拥有17年执业经验、兼具法律与中文双学历背景的刑事辩护律师，王丽以“不畏权、不唯书、琴心剑胆、未雨绸缪”为办案理念，在刑事辩护、取保候审、无罪辩护及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实务成果，其多起不起诉、附条件不起诉与罪名变更辩护案例，体现出基层刑事律师在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政策落地中的专业价值。

人物简介

王丽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从业17年。其具法律与中文双学历，曾任高中语文教师、兼职大学法学教师。业务覆盖刑事辩护、取保候审、无罪辩护、婚姻家庭、遗产继承、房产纠纷、交通事故、工伤赔偿等领域，并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。其多次被郑州市金水区司法局评为法律服务先进个人。

核心成果与履职事迹

王丽律师深耕刑事辩护领域，形成以个案阅卷、证据补查、定性抗辩与认罪认罚协商相结合的办案模式；在团队协同方面，依托律所平台处理刑事及民商事交叉事务，并为顾问单位提供“未雨绸缪”式合规服务，曾协助顾问单位挽回大额经济损失。

在刑事辩护方向，其代表性办案成果均来源于亲办案件材料，可归纳为以下几类：

一是无罪辩护与不起诉类。帮信罪案件中，当事人为贷款将企业对公账户U盾及密码寄出，涉诈流水294万元，王丽主张其无犯罪故意并申请调取完整微信聊天记录，最终获法定不起诉、不留案底。组织卖淫罪案件中，足浴中心员工仅从事外围工作，王丽在侦查阶段先争取“协助组织卖淫”定性并取保候审，审查起诉阶段提出“该店无刑法定义上的卖淫行为”，检察院采纳意见作出法定不起诉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中，当事人买卖车档信息，经辩护后酌定不起诉、不留案底。寻衅滋事与非法经营交叉案件中，农村妇女受上家指示用AI润色网络文章，王丽提出其属从犯、不构成寻衅滋事且非法经营情节轻微，最终酌定不起诉。

二是未成年人犯罪辩护类。故意伤害（重伤）案件中，武校未成年学生约架致对方脾脏破裂，取得谅解后依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争取附条件不起诉。强奸罪案件中，未成年人谈恋爱且女方未满14岁，取得谅解后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，体现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方针与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原则。

三是罪名变更与量刑优化类。故意伤害致死案件，辩护由“故意伤害致死”改为“过失致人死亡”，量刑由5年实刑调整为4年并处缓刑。敲诈勒索案件，拆迁上访背景下辩护由“敲诈勒索”改为“寻衅滋事”，刑期由13年减至4年。盗掘古墓案件，罪名由“盗掘古墓”改为“盗窃”，刑期由3年减至7个月并处缓刑。

四是被害人代理与权利救济类。强奸罪被害人案件中，多起成功报警立案，被告人被判处5年至16年不等；其中一起将通风报信的洗浴中心老板以包庇罪追责，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赔偿10万元。诈骗罪被害人案件中，为找工作被诈骗的当事人追回40万元钱款。

五是执法纠错与财产返还类。非法经营售卖空烟管案件，涉案金额40万元、违法所得6万元，公安机关按经营金额没收20万元，王丽依据“非法经营罪以违法所得判处罚金”“一事不再罚”等理由，协助被告人追回多没收的14万余元。

上述案件覆盖帮信、组织卖淫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、寻衅滋事、非法经营、诈骗、强奸、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、盗掘古墓等罪名，反映出其在证据审查、定性抗辩、刑事政策运用及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综合能力。

专访感悟与行业思考

问：你怎样看刑事律师在审前程序里的作用？

王丽：刑事辩护不是等到开庭才开始。很多案件在公安侦查、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，就要通过会见、阅卷、法律意见书把事实边界说清楚。比如组织卖淫那起案件，当事人只干7天、招来五六个客人、没拿到工资，如果只按罪名标签走，很容易把一般劳务人员卷进犯罪评价里。律师要把“《刑法》谦抑性”落到卷宗里。

问：你办过不少不起诉案件，关键是什么？

王丽：不是巧言令色，而是把主观故意、客观行为、信息性质、从犯地位这些事实钉牢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那起，下家本身已提供车主身份证号、车牌号、车架号，再查抵押和报废状态，很多信息在汽修平台就能查到。辩护人要敢调证据、会分条目写意见，也要尊重检察官依法办案。

问：你怎么看“少捕慎诉”？

王丽：它不是放纵犯罪，而是让刑罚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农村妇女做网络写手、未成年人被裹挟进犯罪、当事人为贷款被借走账户，这些情形里，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要分层判断。律师的价值，是把“罪责刑相适应”从法条变成具体人的具体结果。

展望与结语

面向未来，王丽律师将继续把刑事辩护与民商事风险防范结合，在诈骗罪、帮信罪、非法经营罪、未成年人犯罪及企业合规领域深化实务研究；其也计划通过案例梳理、普法内容与青年律师带教，把“先见之明、书面留痕、依法交涉”的办案方法传递出去。

在刑事司法从“抓人定罪”走向“证据定罪、比例制裁”的过程中，基层刑事律师既是当事人权利屏障，也是司法理性的参与者。王丽以17年庭审与阅卷经验证明：专业辩护未必喧哗，却能让法律在每一个具体案件里少一点误伤、多一点公正。其“不畏权、不唯书”的执业姿态，为同类刑事律师提供了可参照的实务样本。